致力于挖掘并保存湮没在历史中的沙坪坝人文故事，重建人们对过去时光的珍贵记忆

  美趣时颜料行会计用章英国理治大学（今译利兹大学）1938年，高士愚在利兹圣约翰教堂迎娶玛菊瑞高醇芳在个展现场1980年，宋庆龄与高醇芳在北京寓所合影近景为高家花园嘉陵江大桥及复线桥中景为高家花园轨道大桥

  这是一座横跨嘉陵江、连接沙坪坝与江北的公路桥梁，作为重庆主城内环快速路的重要节点，将要承担起大量的交通任务。

  望着建设中的大桥，许多人有疑问：为何需要取名叫“高家花园大桥”呢？其实，桥名源自地名，沙坪坝与磁器口之间的这一带，旧时地名就叫做“高家花园”。

  顾名思义，这里原来是高姓人家的住宅花园。民国时期，许多有钱大户修建的乡间别墅，人们都喜欢以“某家花园”相称。

  比如，嘉陵江对岸的盘溪石家花园，就曾是重庆商界名人石荣廷的别墅。抗战时期，著名画家徐悲鸿应石荣廷之邀借居于此。如今，石家花园旧址修复一新，已改建为徐悲鸿美术馆。

  可是，高家花园的主人是谁、现在何方？基本上没有人能说出来，今天也找不到任何花园的遗址。

  然而，没人会想到，修建高家花园大桥的消息，传到了遥远的法国巴黎，一位女画家闻听后显得十分地激动[1]。

  她名叫Deanna Gao，中文名高醇芳，法籍华人，著名女画家，兼有西方的面孔和东方的心灵，在法国长期从事传统中国画的教授和中国文化艺术的传播交流。

  你肯定已经猜到了，高醇芳正是高家花园的后人。她祖上修建的花园别墅已无了，可是“高家花园”却以一座大桥之名永久地保留了下来，这怎能不令她感到激动。

  为什么高家花园的后人会出现在法国？而且是一名法籍华人？又有着西方人的面容？

  要回答这些疑问，就要回溯一百年前的重庆，展开壮阔的近代历史画卷，去看一看三代高氏的传奇人生。

  他从小就十分聪明伶俐。十三四岁时，村里的驴经常被贼人所盗，高志敏机智地识破了蒙面贼，报官后毫不畏惧地当庭指认，原来是一帮驴贩子和卖驴肉的合伙所为，盗贼因此而受到严惩。

  可是高志敏无法在村里继续呆下去了，为避免被报复，他就跟随一个过路跑单帮的生意人离开家乡，漂流南下去谋生。这个生意人十分喜欢聪颖的高志敏，一路上教了他许多生意经，鼓励他自立门户、学做生意。

  高志敏离开生意人后，辗转广东等地来到重庆，与磁器口童家桥的童云仙结为夫妻，又在劝工局谋到了一个差事，从此定居下来。劝工局是清末设置的官办机构，主要职能是发展工商业，培养社会人才。

  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清政府灭亡，高志敏遂决定创业，与朋友合伙开办染店。然而装修店铺几乎耗尽本钱，朋友因意见不合而退出，染店开不了，他只能利用新修铺面，与妻子靠售卖小百货和自织自染的袜子度日。

  高志敏为自己的店铺取名“美趣时”。我们现在无从得知这一个名字的由来，不过“趣时”这个词在过去有时尚之义，“美趣时”可能是美好而时尚的意思。

  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二次革命”爆发。1913年，驻守重庆的蜀军师长熊克武宣布独立，与杨沧白等成立讨袁军。高志敏获悉，军队急需大量擦枪油，于是他利用蓖麻油加工后充作擦枪油出售，从中获利颇丰。1915年，袁世凯命曹锟进入重庆，与入川的云南护国军作战，高志敏再次如法炮制。这两次敏锐地捕捉商机，使他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高志敏为何会加工擦枪油，缘于曾经在广东的染织学校学习，对染料和化工行业较为熟悉。他又购入了一批杂牌的青色染料，再渗配少许其它染料，就制成了当时颇为流行的灰色染料，出售后获得了很大的利润。这让他看到了颜料业极大的利润空间和未来市场发展的潜力，也对自己的专业方面技术充满信心，于是下决心专营颜料业务。

  颜料业大体可分为颜料与染料两类。颜料指入油溶化的质料，是涂绘的原料，绘画用的材料属于其中极小的部分。染料指入水溶化的质料，可用于染布、染毛等，主要使用在于服装。

  四川本来盛产土靛，这是一种天然的植物染料，本地人做衣服都用它来染色。但是1891年重庆开埠后，外国的人造快靛进入重庆，其中德国染料质量最好，迅速占领了大部分市场。高志敏四处活动，终于拿到了德商的代理权，这让他的事业迅速成长起来。但是好景不长，几家德商合并，原有的代理协议失效，高志敏没有拿到新的代理权，不得不另寻它路。

  这时，英商卜内门洋碱公司也正在发愁。卜内门主要经营化工原料，同时也出售一种快靛染料，但是销路不畅。高志动找到卜内门，自降佣金标准，要求获得快靛的总代理权。卜内门求之不得，立刻就答应了，同时还答应了由高志敏代销其化工原料。

  然而，市场是残酷的，英国货始终不敌德国货。可是高志敏并没有就此放弃，身处不利的局面，他反而激发出非凡的商业才能，成功打出一套“组合拳”，让美趣时扭转颓势，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大型颜料商。

  高志敏派人到四川各地搜集市场行情，全方面分析德国商品和销售的特点，又把德国货与英国货进行化验比较，提出质量改进建议，经重庆卜内门转送伦敦总公司研究。总公司很快调整方案，按四川市场对商品品种、色泽、质量进行改进，果然达到了与德国货相匹敌的效果。

  不仅如此，高志敏在四川各地设立分行，再签订经销商，形成了覆盖全川的三级网络销售体系。又雇佣一批染工，深入到终端的乡镇推销，手把手教染坊技术，包销包会，逐步扩大了市场。他还允诺销售提成，大大激发了推销人员的积极性。经过这一通操作，美趣时帮助英商，从德商手中夺下了相当大的市场占有率，受到伦敦总公司的嘉奖。

  然而，高志敏始终有块心病。上次失掉德商代理权的事让他耿耿于怀，如果卜内门再次解约，自己的全部努力又会化为乌有。于是，他把握机会，从一个浙江商人手中，拿到了美商总代理合同，这让他同时拥有了英、美两家洋商的总代理权，大幅度的降低了公司风险，又开辟了新的市场空间。现在的美趣时业务兴旺，利润逐年上升，1935年，公司总部新大楼在县庙街落成[6]，高志敏的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可是代销别人的商品，始终受制于人，要想摆脱这种压制，还得靠自己。早在与卜内门签约时，高志敏就留了一手，当时使用的名字是“美趋时”，一字之差，却让他可以自由使用“美趣时”的名义开展自营业务。他本来就熟知染料配制，于是低价购入杂牌或滞销的染料，配制出与洋货具有相同效果的产品，再贴上“美趣时”的牌子出售，这样一来，就从洋商手中转移了部分客户到自己手里。

  代销商与洋商之间的关系很微妙，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斗争，斗争的焦点之一，就是佣金。洋商利用代销商打开市场销路后，就想办法压低佣金，代销商只能想其它办法来增加收入。卜内门的化工原料在中国占有广大市场，一般采取直营模式，而高志敏在与其签约时就附加了代销化工原料的条件。于是，他针对卜内门洋行设置在南岸交通不便，且交易手续复杂的弊端，极力拉拢客户，尽量迎合他们的要求给予便利，而价格则与卜内门相同。客户因此就逐渐转向美趣时进货，美趣时的代销量反而超过了卜内门的直销量。

  另一个斗争焦点是商品定价。洋商希望货卖得越多、价格越高，利润才会越高。而代销商则希望价格定得低，才能多销多得佣金，双方经常在定价问题上发生争执。有一次，美趣时的协理与洋大班为此拍案对骂，几乎动起武来。洋大班以解约为要挟，要求高志敏开除这名协理。高志敏坚持不让步，宣称自己已经取得伦敦总公司的信任，就算与重庆公司解约，也能重新申请到代理权。洋大班无奈只能放弃，双方都做了些让步，高志敏又摆酒设宴，双方握手言和，一场危机就此化解。

  美趣时敢于直面回击洋商，在于自身有足够的底气。高志敏为防各种风险，早已全面布局，包括与伦敦总公司搞好关系，手握英、美两家总代理权，还有建立遍布全川的销售体系，以及自身过硬的技术实力。有底气就有身价，在商场博弈中就有更多话语权，即使洋商也会有所忌惮。

  1937年，美趣时的业务达至鼎盛时期。可就在这时，局势突变，抗战全方面爆发，上海沦陷，外货来源中断，洋商派驻重庆的机构纷纷结束业务后撤退，美趣时的业务也急转直下，由此走向了衰落。

  高志敏陆续关闭各地分行，除少数骨干员工调回总部外，其他的全都就地解散。而留下的人中，有的也相继离职、自谋创业，最终，美趣时员工只剩下十几人。

  然而，高志敏此时已相当富裕，而且店里还留有不少存货，能够继续维持经营，只是规模和效益已今非昔比。其实，高志敏早就在谋求转型，不做贸易改做实业，为此他还把长子送到英国去留学。

  1938年，高志敏的长子从英国留学归来，他将担负起家族使命，开创新的纺织事业。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第二代高氏——高士愚。

  高志敏与妻子童云仙共育有17个子女。由于他生意做得好、家庭人口多，就购置了大量房产和田产。

  1925年，也是获得德商代理权的那一年，高志敏买下沙坪坝的几百亩地，建起了别墅[7]。这是一个三合院式的建筑，中间有棵高大的黄葛树，树枝几乎覆盖了整个庭院，孩子们都喜欢爬上树去玩[8]。后来高家托朋友从南京带回来许多花卉，种在屋后的花园里，有红玫瑰、白山茶、紫丁香、绿芭蕉等等，当地百姓常来观赏，都称之为“高家花园”。

  高志敏一直想转型做实业，他购置这大片田产，也是为将来建工厂做准备。他认定纺织业大有前途，把希望寄托在长子高士愚身上。

  高士愚出生于1912年，少年时师从名儒陶闿士，在父亲的安排下，20岁的他远赴江苏，就读于南通纺织学校，这是中国最早设置纺织专科的院校，也是今天东华大学的前身。

  然而，高志敏并不满足于此，他凭借与卜内门的关系，联系到一名在上海的英国理治大学退休教授，并有幸得到他的支持，愿意推荐高士愚前往英国理治大学深造。

  高士愚在南通只读了两年，还没有毕业，但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他立刻动身前往英国。同年赴英留学的，还有他的一位同学钱钟纬，他来自无锡钱家，是钱钟书的二弟。

  英国是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革命的号角就是从纺织业吹响的。事实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第一步，都是从纺织业开始，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也是如此。理治大学（今译利兹大学）是当时英国最大的理工大学之一，纺织系在世界享有盛名。知名校友有英国著名作家托尔金，香港歌手张国荣也曾就读该校纺织系。

  1934年夏，高士愚乘船离开上海，一个月后抵达英国，一踏进理治大学，他就感到十分的新鲜。这里学术空气浓厚，没有一个讲师是照着书本讲课的，任何一个人都感觉时间精力不够用，实验室全部开放、自由使用，考试绝对严格，一经发现作弊就会除名。

  那一年，在理治大学读书的中国人共有10人，他们成立有理治留英中国学生会，高士愚入校第二年即当选为会长。在一次给南通同学的回信中，他代表所有中国学生承诺：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不是尽力治学的，决不让谁丢掉我们中国学生的脸。

  高士愚的确很勤奋，星期日也要拿出半天来学习。他是中国学生中唯一一个兼读毛纺织系和染料化学系的人，这两个专业学制都是三年，高士愚计划四年读完，拿下学士学位。

  然而，高士愚并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学校活动他都很有兴趣参与，而且还加入了拳术和跳舞俱乐部。在一次舞会上，他认识了一位叫玛菊瑞·斯考特的小姐，两人一见钟情，经常相约跳舞游玩。

  1938年，高士愚顺利完成学业，与斯考特结为伉俪，两人准备一同回到中国去。

  斯考特本是一名工厂会计，她摒弃国籍之别，愿意与高士愚结为一生的伴侣，更愿意在战火弥漫的年代，追随他一同奔赴那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勇敢之心令人钦佩。在之后的激荡岁月里，她依然保持着坚强不屈、热心慷慨的品质，颇受宋庆龄的赞许。

  他们回到重庆，按中式礼仪再次举办了婚礼。高士愚为夫人取了个寓意美好的中文名字——高施嘉德。

  随后不久，高士愚受聘到乐山“中央技术专科学校”任教，这所刚成立不久的技专，设有纺织染科，让他的专业有了用武之地。

  高士愚听说有一家上海毛纺厂将机器运到重庆，一直闲置在仓库中，他表示愿意利用这批机器来开办工厂，这样一个时间段，西南地区还没有机器毛纺织工业。于是很快，西南毛纺织厂在乐山成立，主要生产毛线、毛毯等毛纺织品。几个月后，又改组为理治纺织染公司，厂名就来自他曾经读书的理治大学，总公司设在沙坪坝，乐山改为分公司，高家花园新建厂房，以生产棉纱为主。

  1940年，高施嘉德生下一个女儿，取名醇英。高士愚遂辞去学校职务，准备回到重庆，大概是想为妻小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也为自己能全力经营好公司。

  他们一家乘水上飞机从乐山飞回重庆，途中遇上日本飞机空袭，不得已迫降在一条小河中，直到日本飞机离开。当地百姓把本就紧缺的饭食茶水送给他们解饥止渴，高施嘉德十分感动，称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善良的百姓。

  自1938年2月起，日本对重庆实施了长达5年的疯狂轰炸，市区及周边经常陷入烈焰浓烟中。高志敏借助商会组织，成立了民间救火会，在城市遭受轰炸时积极灭火救人[19]。高家修建有私人的防空洞，与东水门公共防空隧道相连。一天，日机轰炸致使公共防空隧道洞口堵塞，生命危机，高士愚立刻打开私家洞门，让受困市民疏散，持续3个多小时，拯救了2000多市民。

  在中国，高施嘉德亲眼目睹这个古老国家所遭受的深重苦难，以及日本发起战争的残酷与罪恶。她没有退却，毅然投入到战争孤儿的救援行动中……

  1941年底，理治纺织公司与福民实业公司合伙重组公司，新公司名取“福民”和“理治”各一字，即民治纺织染公司，高士愚任总经理，原来乐山和江津的工厂都合并到了重庆。

  高士愚曾聘请在南通学习时的一位老师担任民治总工程师，他的名字叫陈维稷。陈维稷也曾经留学英国理治大学，对纺织业很精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特别”的员，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借助技术专家的身份，掩护了很多地下党员开展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对纺织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这个近代重庆商界的知名人物，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高施嘉德一直紧握着他的手，直到他呼吸停止。

  遥想当年，高志敏只身来到重庆，没有资源、没有背景，依靠卖染料和化工原料，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把颜料店开遍了四川各地，慢慢的变成为重庆巨富、儿孙满堂，他对自己的事业、家庭应该是满意的，他的名字和美趣时都永远写入了重庆近代史里。家人为高志敏举办了隆重的葬礼，惊动了重庆城。此后，美趣时商行由高士愚继续经营。

  高施嘉德是在参加“保盟”会议时，第一次见到了孙夫人宋庆龄，而此前，宋庆龄早已听说了这位重庆大户人家的“洋儿媳妇”。

  “保盟”，即保卫中国同盟，由宋庆龄发起成立，为支持抗战而募集资金和物资，大多数都用在医药救济、儿童福利和生产建设等。高施嘉德对“保盟”工作非常投入，四处奔走募捐，积极发动在渝的外籍夫人，参与拯救孤儿行动，亲自织毛衣、做衣服送给士兵，筹办慈善舞会，还与高士愚一起表演探戈助兴。

  高施嘉德深得宋庆龄信任，成为宋庆龄的得力助手之一。两家人交往频繁，从此建立了长久而亲密的友谊。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高家所有人欢聚在一起庆祝。高施嘉德兴奋地拿起一碗茅台一饮而尽，马上就醉倒了。这是她一生唯一一次喝醉，她是真心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而激动。这一年，高施嘉德生下了第二个女儿醇莉，寓意“抗战胜利”。

  胜利之后，许多机构、企业都准备回迁。这时，重庆的经济一度陷入混乱、物价惨跌，高士愚开始考虑把公司迁到上海去，那里更便于采购进口原料、扩大生产，何况宋庆龄也去了上海。1946年，高士愚携家远赴英、美等国考察，半年后购买了一整套毛纺设备，托运到上海，这里将成为他事业的新起点。

  民治公司总部由重庆迁往上海，重庆改为分公司。上海公司在杨树浦军工路的一条支路上设立了分厂，这条路后来就命名为“民治路”。

  宋庆龄到上海以后，把“保盟”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仍然是以筹款、义卖和办托儿所为主。高斯嘉德一到上海，就投入到福利会的工作中，积极奔走筹款，成效卓著。宋庆龄为表感谢，特地赠送她一个竹刻笔盒，如今就陈列在北京宋庆龄故居博物馆里，它见证着宋高两家人的亲密友谊。

  1947年，高醇芳出生了，她是高家的第三个女儿，也是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那位法国女画家。又过了两年，临近解放，上海时局动荡，出于安全考虑，高士愚决定把全家转移到香港去。

  当高士愚前往香港后，重庆的美趣时主持无人，高家索性就将其关闭了，这个经营达三十年的重庆颜料品牌从此走入了历史[23]。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美趣时”这一个名字了，若不是当年那个与洋大班据理力争的协理李达尊的记录，今天的我们几乎无从知晓这个品牌的故事。李达尊此后进入了重庆市工商联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专门写信给高家，想让他们搬回上海，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高士愚夫妻欣然接受，一家人又回到了上海。在这里，全家迎来了第四个孩子，这次是一个可爱的男孩醇华，祖母童云仙高兴极了。

  几年之后，公私合营，民治厂改为华丰毛纺厂，老一辈上海人对这一个名字还记忆犹新。高士愚出任副厂长，他的生活完全改变了。早上4点起床，5点出门，坐2个小时公交上班，但他并不觉得苦，一直很乐观。每到放假的时候，经常邀请朋友到家里作客，吃饭跳舞、弹琴唱歌。除了搞产业，他对艺术也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样的家庭氛围，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子女。

  大女儿醇英从小学习芭蕾，很有天分，获得了许多奖项。之后加入北京舞蹈学校（即今天的中央芭蕾舞团），成为当时中国最好的芭蕾舞演员之一，主演《天鹅湖》，给周恩来总理留下了深刻印象。二女儿醇莉也喜欢舞蹈，曾经是少年宫艺术团主演，后来进入上海舞蹈学校专门学习跳舞。

  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父亲的资本家身份和母亲的外国背景，使女儿们的求学之路处处受限、充满曲折，进入六十年代中后期，全家更是遭遇了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正值巅峰期的醇英，舞台生涯戛然而止，下放农村改造，从此再没有在国内舞台上演出过。华丰厂改为国营上海第十八毛纺厂，高士愚没有了工资，全家每人只有12元的生活费。幸好他为人一直友善而慷慨，昔日的朋友、下属和仆人在其危难之际施以援助，全家才解决了生计问题。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高士愚也努力向家人展示自己的幽默感，他无意加重家庭的悲伤，也尽力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致走上绝路。

  高施嘉德几乎每天都在恐惧中挣扎，不明白为何会发生这一切，终于她决定，以回英国探亲为由带儿女出国，避开这场乱局。由于她已加入中国国籍，必须得到公安局的批准同意，处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她为此多方奔走，不得不耐心等待。

  1972年初，中美关系正常化，随后，中英升级为大使级外交关系，形势开始变得有利。在宋庆龄的关照和英国大使馆的协调下，高施嘉德终于获准回英国探亲，1973年12月，她与醇芳、醇华来到了香港。

  在此之前的一个月，醇莉与丈夫借印尼华侨和家属的身份，已先期抵达香港。过了一年，在宋庆龄和廖梦醒的帮助下，高士愚也来到香港与家人会合。

  这个时候的高士愚或许满怀感慨：在重庆，他家是当地望族、家产殷实，在上海，他是纺织工业先驱、社会名流，即使后来也是爱国实业家、政协委员[24]，可是现在除了6元车费，他一手创立的工厂和所有家当全都没有了，虽然不知道将来会去向何方，但所幸家人都还健在，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高醇芳在回忆父亲时说，父亲一生都在做好事，从来没伤害过任何人，也没有丝毫仇恨报复的心理，他始终乐观豁达、慷慨大方、助人为乐。

  良好的品格是最好的家风。高士愚的儿女们都传承了这种坚韧顽强的品格，她们告别过去、重新开始，在异国他乡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拼搏，各自开创了属于自己的事业。

  来到香港，首要考虑的是生计问题。有人建议高醇芳去香港大学教中文，可惜她没有学历证明，也无人推荐，不过终究是大胆跑去尝试了自荐，结果，幸运地被安排到语言中心教外国人中文。

  这样过了一阵，二姐和弟弟都申请移民准备去美国，高士愚夫妻也同行，可是高醇芳另有打算，她想去法国巴黎，因为那里是艺术家的天堂

  高醇芳喜欢画画，童年时，她的画曾参加国际儿童画展。在上海没有书读的日子里，她就专心研究绘画，为此还偷偷拜了不少老师，其中就有著名国画家鲍亚晖。

  鲍亚晖，江苏宜兴人，民国时期上海有名的才女，擅长山水、花鸟和人物画。她的画有一种浓浓的古风，因为她喜欢临摹古人真迹，认为古人的作品能流传千年，必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多看多临摹好画，必然会有很大收获。

  这样的学画之道，深深影响了高醇芳，她想到法国去，向更多优秀的作品学习。1975年，她成功卖出了自己的一幅画，赚到了机票钱，就这样告别家人，带上笔墨纸砚全套画具，一个人登上了前往法国的飞机。

  在巴黎，高醇芳沉浸在美妙的艺术氛围中，卢浮宫、凯旋门、巴黎圣母院……这些过去只能在书中看到的古迹和博物馆，如今她全都亲眼见到了。高醇芳认识了许多新朋友，这些朋友纷纷被她的中国画所吸引。

  当许多人都在追逐西洋绘画风格时，高醇芳的中国传统绘画显得独树一帜。高山、流水、小桥、人家……有人形容她的画营造出一种“静”的境界，把观众诱入到远离喧嚣的宁静世界里。也有人称赞说，高醇芳的画为世界带来了中国的优雅和中国的美。

  1977年，高醇芳在巴黎第一次举办了自己的国画展。宋庆龄在中国听说后，立刻写信表达祝贺：我非常亲爱的第娜，最热烈地祝贺你成功的画展。我多么想能在那儿亲自看看你的艺术作品！

  外人并不知晓，高醇芳与宋庆龄从始至终保持着联系。宋庆龄没有子女，视高施嘉德的儿女如自己的儿女，尤其与高醇芳书信不断。高醇芳应宋庆龄的要求，购买了染发剂和芥末，托友人转交给她。而宋庆龄不但把费用寄还给高醇芳，对她的帮助致以诚恳的感谢，还把收集到的画册、剪纸和中国菜谱等寄赠给她，希望对她传播中华文化起到一定的帮助。作为国家领导人，宋庆龄所表达出的真挚情意，令高醇芳十分感动。

  高醇芳为了磨练画技，在大英博物馆中国绘画馆泡了一个月，从早到晚临摹了许多珍品古画，又在巴黎集美博物馆研究敦煌古画，可是她还嫌不够，很想去北京故宫，那里有许多宝藏，包括她钟意的文徵明的作品。

  1980年，高醇芳回到中国。抵达北京的第二天，就受邀到宋庆龄家共进午餐。宋庆龄热情款待了高醇芳，久别重逢，两人都有说不完的话。宋庆龄深爱中华文化，很支持高醇芳画国画，在她的安排下，高醇芳如愿进入故宫，并得到书画专家的指点。

  适逢“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七十周年，宋庆龄又盛情邀请高醇芳参加全国妇联举办的庆祝活动。她亲切地挽起高醇芳的手臂，边说边笑，引来许多嘉宾和记者的好奇：那个与宋庆龄如此亲密的外国女孩究竟来自哪个代表团？

  参加这次活动让高醇芳十分激动，现今的中国与自己离开时已大不相同，在改革开放的政策指引下，中国想要拥抱世界、了解世界，而世界也想全方位了解中国。

  1981年5月，宋庆龄病重，高醇芳再次回国，她成为最后一位见到宋庆龄尚清醒的探望客人。在此之前，宋庆龄寄赠高醇芳一张新年贺卡，祝愿她和丈夫“1981年及以后年年一切最美好”。高醇芳后来才意识到，这是宋庆龄提前把未来的祝福一并送到了，当时她已经预感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宋庆龄的去世，令高家十分悲痛。高醇芳流着泪称，宋庆龄是“一位优秀的伟大的贵夫人”。这句发自肺腑的表达，成为当年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吊唁宋庆龄文章的新闻标题。多年以后，高醇芳在上海宋庆龄旧居举办了一场自己的画展，算是弥补宋庆龄没能参加她画展的一点遗憾。

  回到法国以后，高醇芳不再把自己定位为只是一名书画家了，而是中国文化积极的传播者。她创办了法中文化协会，努力向法国朋友介绍中国文化，也向中国人介绍法国文化。

  她不断往来于中法两地，拜访中国美术界大师，联合在法国的艺术家，组织美术、文学、音乐、戏剧和烹饪等交流活动。她在法国各地及荷兰、摩纳哥等国举办画展、讲座，接受电视采访，又自编教材、开班授徒，“洋学生”数量不断增多，有的随她学习长达30年之久，水平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

  每年春节，她都会组织联欢活动，有一次邀请了200多位法国客人品尝传统的中国火锅，感受中国年味。她会说流利的英语、法语、普通话、上海话、重庆话，于是义务担当文化活动的主持，又充任国际交流活动的翻译。

  高醇芳很忙碌，许多活动都靠她拉来赞助，凡事她又总喜欢亲力亲为，十分辛苦，但她乐此不疲、热情不减，她总说文化没有国界，文化人走到哪里，就要把文化带到哪里。许多西方人士正是通过她了解了中国，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993年，电影《霸王别姬》获得法国戛纳电影节最高荣誉金棕榈奖。可是高醇芳发现，影片的片名翻译极差，影响了法国观众对中国电影的理解。不仅如此，法国媒体有意识地忽略报道，也让这一部优秀的电影遭受冷遇。她认识到电影对文化传播的巨大作用，而影响有效传播的最要紧的麻烦是语言和翻译，她开始思考怎么样把优秀的中国电影引入到法国来。

  高士愚夫妻来到美国后，一直随儿女们一起生活。醇英于1977年也来到美国，和醇莉都开办了自己的舞蹈学校，醇华则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大学毕业后搞起了钢铁工业。高士愚平日里就练练书法、舞舞剑，与高施嘉德安度晚年。

  这位中国早期工商企业家历经沧桑，离世时成为了无产者，可他从未埋怨过，也没有恨过谁，一直乐呵呵的，喜欢喝酒、讲笑话，给大家带来欢乐。他一直教导孩子们，要与人为善、与世无争。葬礼中，三姐妹在哀乐声中缓缓起舞，为父亲作最后的送别。

  高醇芳的画和她所参与组织的文化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力，获得了法国政界和媒体的高度评价，法国教育部为她授予了学术教育骑士勋章。

  2004年，高醇芳发挥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成功地以电影为媒介，把民间中法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新的层面，首届法国中国巴黎电影节开幕了。法国是电影的诞生地，观影氛围浓厚，在巴黎举办中国电影节意义深远，有人称赞说，它为法国观众提供了一个以艺术形式感受现代中国的机会。事实上，在法国电影院线并不容易看到中国电影，电影节的举办，为法国人和华裔欣赏中国电影提供了一个主要的渠道。

  高醇芳和弟子、志愿者们帮助翻译了多部中国影片，力求准确表达电影内容，包括当代优秀电影，以及一批极为珍贵的老电影和动画片，都以此与法国观众见面。电影节至今共举办了14届，每一届中国政府都派出了代表团参加，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均给予了大量报道。

  为表彰高醇芳在电影文化交流上的杰出贡献，法国政府再次为她颁发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多年的努力和良好的口碑，使高醇芳成为一名公认的法籍著名华人国画家、杰出的中国艺术教育家和国际社会活动家，她成功地为中西方架起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

  《人民网》以“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高施嘉德逝世”为题发文吊唁。报道称，“高施嘉德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慈祥热心慷慨勇敢。她对众多的中国弟妹、子女及朋友照顾无微不至，为保盟、中福会热忱地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大家都深深怀念慈爱的英国大嫂，高家姆妈”。

  高家姐妹为母亲换上一身精美的晚礼服，配上别致的晚礼手提包和项链手镯，她看上去安详而美丽，就象第一次在舞会上遇见了高士愚，两人一起在天堂里翩翩起舞，背景响起的正是那首她最喜欢的歌曲——《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高醇芳的家，在法国巴黎铁塔旁，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两个儿子已长大成人。可是父亲母亲都走了，姐姐和弟弟又远在他乡，高醇芳偶尔还是会生出“孤苦伶仃、异国飘零”的寂寞感。

  她出生在上海，没有关于重庆的记忆，只是听家人谈起过，当时全家人聚在一起，很开心很幸福。每当有人提起重庆高家花园大桥时，她不免心生向往……

  耳边又响起《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歌声中，她仿佛来到梦里的沙坪坝，来到了那个开满鲜花的高家花园。

  脚下是软软的地毯，墙上是美丽的油画，餐桌上摆放着银亮的盘子、刀叉和透亮的碗、高高的杯子，圣诞树上挂满了亮晶晶的星星、月亮和礼物。

  父亲和舅舅们在打网球，一条叫皮特的狼狗跑来跑去忙着捡球。大姐穿着白纱短裙，立着脚尖正在练“天鹅湖”，二姐弹着钢琴在为她伴奏。孩子们爬上院子里的黄葛树，正在为哪根树干是最佳位置而争论不休。

  母亲则在父亲为她修建的小洋楼里忙个不停。她总喜欢自己动手，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为家人做一顿丰盛的早餐。全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边享用着她做的点心和西餐，一边听父亲讲笑话，他妙趣横生的话语总是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高志敏和童云仙生育了17个子女，长大成人的有11个，其中3个女儿、8个儿子。为便于叙事，前文并没有谈及高家的其他人。

  高家是蒙古族人，游牧民族的特点即是游走四方、随遇而安。高士愚和10个弟妹分别由重庆走向了全国各地，甚至走出国门，在不同的地方开花结果、创业安家。

  三妹高士蓉，与丈夫骆允升合开诊所，初设在高家花园旁，后改在城内美趣时商行旁，看病打针施药一包在内，遇经济困难病人，总是少收费或免费。后来骆允升受聘于西南电力局当医生，高士蓉到求精中学当校医。随着西南电力局搬迁至成都，两人都离渝到成都去生活了。

  八弟高士鲁，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到重庆大学任教，长相英俊、性格偏文静。因感情问题无法解脱，不幸患上精神疾病，虽经多方治疗，仍不见好转，在上海精神病院度过余生。

  十弟高士度，曾在西南地质学校（位于今沙坪坝井口街道）担任化学教师，后来随校迁往昆明。

  十一弟高士恕，年少时在南开中学读书，苦练小提琴，终成上海交响乐团的小提琴家、指挥家和作曲家。他的妻子王珏是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儿子高醇和也是一名小提琴家。在高醇芳的帮助下，醇和在一次法国音乐会上独奏了《梁祝》，这是西方观众第一次听到这首中国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

  十三妹高士苓，在湖南建筑规划设计院工作时，临时受命设计的湖南省图书馆，在全国众多方案中脱颖而出。她曾被派往非洲坦桑尼亚工作两年，参与了国会会堂和议会会堂的设计。非洲归来后一直在深圳，支持特区建设。

  十四弟高士孟，少时心灵手巧，成年后擅长修理电视机、电器仪表等，在成都市里巷间小有名气，后居住在澳门。

  十六弟高士衡，跟随高士恕也走上了音乐道路，成为广州交响乐团的小提琴家、指挥家和作曲家，曾经创作60年代极为流行的歌曲，后来被改编为小提琴曲《从草原来到》。

  十七弟高士策，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系，后来到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从事建筑设计工作。自贡恐龙博物馆就是他的代表作，入选“中华百年建筑经典”。此后他成立了高士策工作室，还设计了成都王府井商城、长寿区行政办公会议中心等项目。

  “高家花园”本来是指高家的花园住宅，但后来所指的范围扩大了，成为沙坪坝与磁器口之间地带的一个大地名。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天主教线号开办育婴学校。四十年代初，国民政府在沙坪坝成立“中央气象局临时办公处”，并在高家花园21号筹建“沙坪坝测候所”，1948年改为“中央气象局重庆气象台”，新中国成立后，变更为沙坪坝气象站。同样在四十年代，四川省立重庆中学校长吕子方，亲自选定高家花园为新校址，1945年重庆中学由长寿迁入新址，这就是今天的重庆七中。

  六十年代，高家花园水厂建立，此后与汉渝路原渝西自来水公司合并为沙坪坝水厂。九十年代，重庆塑料电线二厂成立，后来改为鸽牌电线电缆公司，设在高家花园216号。今天，鸽牌电线电缆公司已搬迁到渝北，原厂房交给了重庆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总院，已改建为重庆大学设计创意产业园。

  现在，当我们说起高家花园大桥时，其实是有三座桥：一是1998年底竣工的嘉陵江高家花园大桥，它是内环快速路的重要节点，即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那座桥；二是高家花园复线桥，为解决内环拥堵问题，2017年底在原高家花园大桥旁修建了复线桥，形成双向十车道过江通道，极大地增强了内环高家花园段的交通通行能力；三是高家花园轨道大桥，这是轨道交通环线年底竣工通车，它是目前国内跨径最大（340米）的轨道专用斜拉桥。